東勢百姓公廟
保安祠沿革：
保安祠前身座落在東新國小與公會堂下方，當年係以牛車運載骨骸上來今址（係選在夜晚時分進行運搬工作）。遷入新廟，並於該年農曆11月16日舉行落成典禮。也在該年落成前訂名「保安祠」，此所以保安祠年度兩次大祭拜，一在中元普度；一在11月16日，後來，為方便記憶，改在11月15日祭拜（可能在1970年代之後），由是綿衍傳承。今又遭受921大地震，白骨重曝天日、經由地方人士管業鐿夫婦、劉繼才等大力奔走，募集善款，乃遷建於第一公墓百公礲、讓見證東勢演進滄桑的先人遺骸，終有安魂立魄之所－「保安祠」（已重建完成）。
今之中山國小（9.21全倒，今已完全清除成空地）對面為「台中縣立老人福利服務中心」，其在日治時代為「公會堂」原址，公會堂前有根四角石柱，此柱下方50~60公尺處為墳墓地，墓地中供奉有集四方骨骸而祭的「大眾爺」，「敕封」石碑應是該地所有。
1910年代，日本人在中山國小今址，擬設置專供日本學童就讀的學校，於1913年4月1日開辦豐原尋常高等小學校之「東勢角分離教室」招生，夥同公會堂等公共設施之規劃，是否形成該地下方墳墓地之遷移計畫也未可知，然而，將此等大量骨骸遷移的工作，卻落在民間士紳身上。
發願處理這批骨骸的發起人，即東勢鎮第11及12屆鎮長楊明諭的祖父楊維才先生。楊先生在1920年代，於東勢經營酒家（菜店），而劉坤德的祖父劉阿水先生（當地富有士紳）常光顧楊家酒家，因而楊、劉結識為好友。
1920年代，由於某緣故公會堂附近墳地必須清除，楊、劉商定，劉阿水先生提供其父親擁有的土地，建造收容骨骸之廟，楊維才先生由是進行募款。於是，1926年在今之本街32號興建土确厝的廟體，兩人亦已募得四千多日元，此筆募款由楊維才友人代管，不幸的是，俟廟蓋好之後該款項卻遭代管人花光，劉阿水先生慨然承擔，幫楊墊發工程款，解決困境。然而，這塊地後來並非傳給劉阿水，而是登記在老三劉同來名下。 劉同來先生過世後兒女分家，保安祠這塊地分給其第二個兒子劉阿祿先生，其後，復傳其子劉火德先生，但目前由劉石坤負責處理，夥同四周土地，另有賴姓土地所有人等，雖謂貢獻鄉里，並無過戶，由是土地所有權仍屬私人。日治時代以迄光復，保安祠的管理，殆由劉家、保正或里長擔綱，且延請廟祝處理例行事務。
由於保安祠屬陰廟，平時寂靜肅穆，香火並非繁盛，然而，1950年代以降，本街日益繁榮，服務業日增，流浪漢、乞丐亦漸聚集，並以保安祠為家（乞丐仔子小時後就住在百姓公廟長大的）。此間，以保安祠位居鬧區，曾有鄉人倡議遷移，皆因該廟靈驗而作罷。
於1972年進行骨骸總整理，以白棉布重新包裹骨骸，同時，重建金亭（樂捐者有詹雲昌、張明珍、劉福寧、鄧平、趙松添、詹昭能、宋炳南、朱進益、許阿平及許嘉財）、油漆廟體、換瓦、換柱等作局部翻修。稍後，廟前廣場另行加蓋鐵架遮雨棚。
鄧平係受地主劉火德之託代管，當時諸多流浪漢、乞丐住祠中，若有重病或亡故，皆由鄧平送醫或料理後事，所需經費則向里民募得或祠中油香錢，保安祠儼然成為社福中心。從林務局的伐木；其後又有「中橫」道路的施工開發；和「德機水庫」的興建，這段時期，可以說是東勢最繁華、最熱鬧的時期，只見當時的東勢，有相當多的「酒家、茶室、旅社、理法店、、、」。當時由鄧氏管理，因勢利導，期間可能係保安祠香火最鼎盛的年代。
保安祠集東勢地區二百餘年人事滄桑失落記憶而祭，見證本街由荒野，經拓墾而繁華，自1926年立祠安頓魂魄、人心，維繫人地、人神、人鬼、人際關係於不墜，香火庇蔭蒼生鬼神，看盡在地風花雪月、人情世故，於1995年之後漸歸平淡。1999年9月21日凌晨，再度見證無常，舊骨重現天日，殘紅夕照，陰陽同悲；今昔輝映，和光同塵。
保安祠考
.墓（石）碑及香爐之引證：
保安祠的石碑計有5塊，茲依可能性、遠近順序略述之。
『第一塊』長、寬、厚各為25.8×10.2×2.8公分，上橫小字為「敕封」，中浮刻「大眾爺」，下橫小字「神位」，以其浮刻有別於其他石碑，且「敕封」之故，判釋為最早的清朝時代物品，最可能係由保安祠前身，位於今之中山國小下方約百公尺遠處的墳墓地移來，時間或已超過150年。此「敕封」是否即官辦義塚，筆者無法確定。
『第2塊』大小為61×25×6公分，平板凹刻，直書 「萬善同歸」。
『第3塊』 131×53×9.3公分，亦為凹刻「萬善同歸」，上有雲彩花紋，兩者皆無年代，推測造於清朝，但是否遷移而來或在地所有，則無法判斷。
『第4塊』86×49.5×10公分，右刻「明治辛亥年夏月脩」，中凹刻「萬善同歸」，故為1911年所製，「脩」當動詞，同「修」，也就是日治時代在中山國小下方，或本街的墳場之大眾爺、萬善公處，曾於1911年整理之，但經察訪者無人可指陳這些石碑的出處，斟酌再三，至今仍無法，以今人常識去臆斷古人。
『第5塊』99×71.5×11公分，可確定係蓋保安祠之際所鑲入，而受人祭拜迄9.21之前者，橫書保安祠，右左對聯（面對石碑）：「保全臻上理，安靜識歸真」，中刻「萬善公之神位」，這是最新的一塊墓碑，夥同同時製作的麒麟鳳凰浮雕108.5×75.5公分，以及左右護石各2塊，即9.21之前本街里民熟識的神案前文物。
廟中尚有一塊匾額，上記「保安祠丙寅年落成」，丙寅年可能為1866、1926或1986年，以其他口訪得知，1926年最是可能。
『第5塊』（正面）神位或墓碑之前，原有一水泥桌，分上下二層，上或後層有3個香爐，下或前層有2個香爐，5個香爐皆為石製。最外面（前層）的香爐正面長、寬為37×23公分，刻花紋，後面刻有「花月酒家梁秀蘭敬贈」，推測大約製作於1960~1970年代；其後半圓形香爐最寬處約25公分，右書「壬子年」，左刻「弟子傅阿春」，壬子年的可能性年分別為1852、1912、1972年，最可能的應該是1972年，也就是鄧平擔任里長、整理骨骸的時段，因為廟外金亭也是建於1972年。
上後層水泥桌有3個香爐，中間一爐橫書「萬善爐」，23×19.5×15.8公分，推測可能為1926年保安祠落成時所造；左、右各一小石爐，無年代，匠工古樸，有可能製作於清朝時代，也就是從前身處遷移今址。
土地公另有一香爐，右立「戊申年」，左書「秋月立」，戊申可能為1908、1968年，筆者尚無把握推論，但傾向於認為係1968年所製作。
以上為物證年份考。此外，骨骸堆中許多陪葬物或首飾等，悉遭破壞、丟棄，筆者僅撿拾數件，存放在保安祠貨櫃內，其中有件耳環，經胡湘彗老師託故宮紀小姐初步鑑定，認為係1880~1920年間，民間流行的雕花耳環，成分約含銅80%、錫20%，此等百姓遺物保存甚少，彌足珍貴。
據此推測，日治時代之前的萬善公、大眾爺至少有二處，最後合併於保安祠。保安祠風貌：
廟體坐東朝西，寬12公尺；面對廟門，左側為林開鎮住宅，右側葉海澄住所，鐵製遮雨棚為廟前原廣場，9.21前設欖柵，金亭在雨棚左側外，棚下為木製供品桌。保安祠全屋為土确厝，廟門由間隔木板組成，漆為藍青色，兩扇門中間漆成朱紅圓面。土确堆砌的樑柱，外部偽裝為紅磚堆疊，實則由磚紅及白色油漆所塗成。
進保安祠，左側置一「后土」牌、 一神桌、一香爐，即土地公所在；中間祭品桌之後，排置5個不同年代香爐，爐後即「萬善公之神位」，骨骸屋以骨骸堆積上抵屋頂，包裹骨骸的棉布腐壞後散落滿地，將門堵住，9.21之前已無法打開。面對此神位，左骨骸屋旁另有間骨骸屋，右骨骸屋右側一空屋為倉庫，後方為另一間骨骸置放所，所有骨骸屋早已過飽和，此次9.21後整理，計得2萬餘具人骨。
林開鎮住所後方一室，為剛上任不久廟祝蔣世英住處，蔣氏70餘歲唐山人，原為鋸木場工人，退休後前往中國探親，其兄過繼一兒子給他，蔣氏還幫乾兒子完婚，其後又返台，住保安祠，以資源回收為生，1999年7月朱進益里長委以每月5,000元擔任廟祝，9.21不幸往生。
骨骸考：
依據所有受訪人言及骨骸來源及其他資訊大致如下。
1.中山堂（公會堂）下舊有清朝大批骨骸遷移而來。
2.本街墳墓地改建成街肆之際，陸續撿拾而來。
3.以日治時代及之前的骨骸為大宗。
4.收集的骨骸的空間範圍，包括東勢、石岡、新社、和平四鄉鎮，但以東勢人為主，最遠殆至天冷、大茅埔等地。
5.東勢人之外，另有二次大戰戰死日人、林場拖木馬亡故工人、開中橫公路罹難人員、車禍或橫死之人、原住民等。
6.骨骸大多屬無主、無嗣等窮人居多，但亦有百年前由中國來台懸壺濟世的白姓中醫師或曾當過「官」的「賢人」。
7.傳聞可能有荷蘭人。
8.因時代變遷，子女出國或離鄉，不便掃墓，硬託廟祝處理者，少數。
保安祠歷史沿革
相關背景 ：
依據宋增璋(1970)、周鍾瑄(1717)的「諸羅縣志」以及諸多筆者收集的台灣史料，多見引用郁永河的「番境補遺」所述，說是鄭經於1670年率兵征伐「斗尾龍岸番」，深入至今之南投國姓鄉域，「時亭午酷暑，將士皆渴，競取所植甘蔗啖之…」，這些甘蔗似乎是原住民所種植者，則是否為荷蘭人當年所教化出的農耕？無論如何，鄭氏入台之後，原來的荷蘭人是否流竄全台各地也不無可能，然而史料似乎未見提及。此殘遺荷人史，或為台灣史失落的環節，不意在東勢保安祠遺骨中，見有碩大頭顱，被林撿骨師（30餘年撿骨經驗）比喻為怪物或猩猩近緣(註：此即一種偏見)，且大腿骨亦有超越一般長度者，推估身長或達190公分或2公尺。然而，非經確切科學實證，無法下達判斷。而東勢居民亦有表達，該鎮應混有荷蘭血統者。然而，郭伶芬教授惠示意見認為，荷人墾地僅到北港而已，且荷人來台不過二千餘人，身份大半為士兵，若說有荷人到中部，以傳教士的可能性較高，但目前筆者僅止於示疑，無法判釋。
陳炎正（1995）主編的「東勢鎮志」，由史料推論最早開闢東勢者應與軍工匠伐木採料有關。1770年匠首鄭成鳳率領小匠近百人，進入東勢地區築寮採料；東勢首屈一指的古廟仙師廟，供奉木匠守護神的魯班公，創建於1775年，故而一般咸謂東勢開拓史迄今（2005）大約230年。由平埔族樸仔籬五社之大馬僯之分布區，乃至歷來開拓細節非本文旨趣，在此不擬著墨太多，僅依保安祠文物及口述歷史有關部分敘述之，以下則略述械鬥與移民背景。
18世紀之東勢地區，漢人與原住民相互討伐、爭端不斷，直到1825年東勢及豐原的平埔族遷移至埔里社之後，移民與原住民的動盪始較穩定，東勢最早的街肆位於中寧里，舊稱寮下，時間約在19世紀初，南平里、延平里則稍晚，本街即隸屬中寧里、東安里、南平里、延平里、北興里。然而，另一類動盪則來自移民本身。
東勢鎮志等文獻對移民變遷過程及原因並無詳述，而日治時代初期台中辦務署長關口正隆(1901)，奉命調查的報告「台中地方移住民」，則集文獻與口訪較完整的交待。關口引述吳子光「一肚皮集」，說漳、泉人先渡來台，多在海邊平原，富裕者較多；粵籍人士因受到「清廷兩廣總都施瑯」所頒布的「台灣編查流寓則例」嚴禁粵籍人士渡台，以防止台灣成為反清復明的根據地的影響，其後管制鬆弛，粵籍才能渡海來台來，因是晚來，多墾山地，多貧窮且須冒險與原住民對抗。閩人資力較雄厚，粵人則靠勞力去墾植新地，但收益有限，常將辛苦開拓之土地，廉價出讓給資產家，包括如貓羅堡阿罩霧庄（霧峰），曾有粵人曾良基、何福興、巫安仁等族人居住，後來賣地而遷至東勢。然而，「閩粵二族間其所以東遷西移頻繁者，完全因為分類械鬥之結果而來…..全台灣到處有此械鬥，尤以中部最為劇烈。其遠因溯自朱一貴（事件）…」；山崎繁樹、野上矯介(？，1988譯稿)亦以「生活競爭演變為種族私鬥」來詮釋清朝時代的閩粵傾軋。
1769年鳳山縣閩、粵械鬥；1775年彰化發生漳、泉最早的械鬥，經林爽文煽動而聚落分類互鬥，更由漳、泉再延伸閩、粵之鬥；1782年、1786年、1806年及1809年的漳、泉械鬥，難民數以千計、動亂非常；依據彰化縣志第383頁記載（周璽，1830），1826年（道光6年）發生閩、粵械鬥，「內山葫蘆墩（豐原）等處，則互相焚殺，不可復制。沿至大甲溪以北，淡屬閩、粵，亦皆分類焚殺…」。
關口正隆（1901）引述，1830年4月「…又有歹徒散佈謠言，掀起族別械鬥，可謂爭鬥時起，是時有叫劉章仁者，為東勢角之粵人…挺身而出…勸導地方息爭，另方面請官府諭止，雙管齊下爭鬥始停」，因而清政府頒發「克紹前徽」（註，原文錯誤） 等匾額鼓勵（彰化縣志）；而前此，1786年林爽文事件之後，粵人「原住北庄神崗（東上堡）及牛罵頭（清水）地方各庄的廣東（粵）人，有者移住至，南坑庄、葫蘆墩、東勢角（東勢）等地方；另外因嘉慶14年（1809年）之械鬥，有者移住至東勢角及苗栗各地；又，葫蘆墩、南坑庄、鎌仔坑口（註：豐原市鎌村里）、茄莖角（註：應是茄志角或加志角，即潭子鄉嘉仁村）、軍功寮（註：台中北屯區軍功里）等地方，原為泉州人的居住地，但因道光24年（1844年）及咸豐3年（1853年）二次械鬥後，即移住至此庄」，換句話說，因為戰亂、械鬥的緣故，開墾清水鎮的客家人在1786年之後，遷至南坑庄、豐原及東勢；1844及1853年的械鬥後，另一批客家人又遷至豐原及東勢。加上藍興堡原客家人四大庄以及霧峰客家人，也因這二次械鬥，遷移至東勢。
因此，我們認為另波大規模拓殖東勢或在19世紀中葉，且械鬥必為主因之一，也因而懷疑保安祠二萬具骨骸當中，其在原址的中山堂（日治時代）下方，有可能包含械鬥亡故的骨骸。
然而，光憑上述記錄，很難論斷保安祠骨骸中是否包括由械鬥而來者。東勢固然是中部地區客家人在械鬥後，向內山遷移的最後根據地，一般台灣史研究者往往認為械鬥並無在東勢發生，因而械鬥的骨骸不致於流落到東勢。問題是械鬥規模有大有小，有無記錄，而東勢在地不盡然沒有械鬥。
在「仙師廟」抄錄石碑文獻中，其中有塊告示碑，即劉枝萬（1962；101頁）所登錄的「誣控肆毒示禁碑」，頒布於1852年，劉氏登錄該碑在三山國王廟前左側，砂岩所刻成，遺落道旁，無人重視此文物，今則由仙師廟管主委撿拾，存放於仙師廟內，且文字磨損已更加嚴重。碑文主述，1851年前後，「奸民較捏欺上，肆毒橫行…俗尚刁橫，弊端日出」，誣告株連，隨便抬屍亂告、敲詐，藉口搶奪、霸佔，搞得怨聲載道，因而由官府勒碑示禁。 另一塊「嚴禁自盡圖賴」碑（註：劉枝萬似無登錄），並無時間標示，內容也是禁止人民誣賴亂告，因為當時的東勢人自殺率很高，「小民愚蠢，動輒輕生，買命誣告，其親屬聽人挑唆，無不砌詞混控，牽涉多人，意在求財，兼圖洩忿」。 換句話說，1850年代東勢似乎動盪不安，不僅閩、粵不盡和諧，客家人似亦因墾地勢力而自鬥，窮人自殺或死亡率特別高，因而官府三申五令，連下二道「石碑示禁」，此說不定亦有械鬥情節也未可知。
東上堡:今臺中縣豐原、東勢兩鎮，潭子、神岡、石岡、新社四鄉，及苗栗縣卓蘭鎮之全部，臺中市北屯區之一部分。康熙間，本堡與東下堡原合稱「貓霧」堡，1734年，分為貓霧東堡，1760年代，改稱「東上堡」。1720年左右，葫蘆墩一帶之平埔族岸裡社「番」歸附，其頭目自為業主，從事開墾。1723年，粵人墾首張振萬（註，原文筆誤）等，與「番人」約，投資開鑿水圳，灌溉「番田」，乃以得未墾埔地為報酬，開闢神崗庄（在神崗鄉）、頭家厝庄、甘蔗崙庄、加志角庄（均在潭子鄉）。同時，潭仔墘庄，亦為移民進入。乾隆初，漳州詔安人廖舟，向平埔番族得到葫蘆墩地方開墾，遂闢岸裡新庄（即葫蘆墩街，在豐原市），爾後街肆發達，閩、粵移民相繼而至。1772年（有記載為乾隆35年1770），粵人更溯大甲溪拓地，有劉啟東者（疑應為「匠首」鄭成鳳於乾隆三十五年二月適逢臺廠大修之年，需料眾多，乃進一步率匠百餘人「正式」進入東勢角搭寮做料而正式開設東勢角軍工廠），富於財勢，僱匠工百餘人，從事伐木。1775年，潮州大埔人曾安榮、何福興、巫良基等，率眷族渡來本堡，大事開墾，闢建石崗仔庄及土牛庄（均在石岡鄉）。1778年，粵人劉中立、薛華梅設寮於社寮角庄（在石岡鄉），「番割」交易，藉與「番人」約和，遂越大甲溪，並以東勢角（即東勢角街，在東勢鎮）為基地，進入上新、下新（在東勢鎮）二地，著手伐木開墾。約1796~1800年間，東勢角街（即今東勢鎮之本街）漸次形成。同時閩人亦於大甲溪畔，建溪洲庄（在神岡鄉）。1802年，粵人林時猷，開石圍墻庄（在東勢鎮），並設隘「防番」。1808年，粵人劉阿滿，募「平埔番」百餘人，進墾新伯公拓地，先後墾成上城庄、下城庄（即新伯公庄，均在東勢鎮）。1810年，校栗埔庄（在東勢鎮）一帶，俱告墾成。1815年，粵人劉半立等入水底寮，與「番人」約，得埔地開墾，建水底寮庄（在新社鄉）。1819年，粵人劉秉項等，開闢石壁坑庄（在東勢鎮）；又有同籍江復隆等，拓罩蘭庄（在苗栗縣卓蘭鎮）。是時，七份庄（即水井仔庄，在新社鄉）亦相繼拓成。1826年，粵人葉華雲者，率壯民五十餘人，入中嵙山開墾，但「番害」頻起，乃設隘防護。至1857年，經通事傅庚居間與「番」約和，中嵙庄得以墾成。1862年之際，大坑地方（在臺中市北屯區），亦有漢人前來拓地，因番害甚劇，未獲墾成。1875年之後，於水底寮以南一帶設置防隘，始達成開闢大坑庄之目的。1886年，劉銘傳擴大推行「開山撫番」，於東勢角設撫墾局，自此山地漸開，全堡盡闢。」；此等開拓史可另參考洪敏麟（1984）。上述宋增璋之敘述，「墾首張振萬」應改為張達京，因為張振萬是墾號，不是人名（郭伶芬教授指正）。
關口正隆（1901）的中譯本可能存有許多「筆誤」，關於粵人曾良基、巫安仁等姓與名可能係錯置，但重點係在提供保安祠骨骸來源以及本街發展史的思考。
以上即文獻背景之開拓史，此外，彰化縣志(247頁)有一關於東勢角的重要資訊：「道光六年 (1826年)秋八月，東勢角災於回祿，延燒民舍六百餘家，貧民無栖止處，生不得食，死無以葬…」，說明1826年之際，本街鄰近地區發生大火，連綿毗鄰住戶達六百，可見早已形成市鎮，但並非今之本街所在，因為本街當年可能只是墳墓地，宋增璋的描述似乎僅就文獻推測者。林衡道(1974)記載本街保安祠創建於1850年代（咸豐年間），可能指的是其前身，但1850年代正是二次械鬥移民之後，或接近的年代。
本街街肆口訪拾遺與發展史：
由上述文獻及口訪推知本街暨其相關發展史如下。
發韌於中寧里（寮下，註，有書為寮腳，似不宜、閩南語音之誤）的東勢開拓史，1770年代以仙師廟為中心，（乾隆三十五年二月適逢臺廠大修之年，需料眾多，乃進一步率匠「正式」進入東勢角搭寮做料而正式開設東勢角軍工廠）進行伐木鋸料之拓殖，及至1800年代而形成聚落，1809年之後再一批客家人遷入。
1800~1825年間漢人族群日益增加，不斷向四週挺進，1825年平埔族人主體遷往埔里，而聚落發展已具規模；1826年農曆8月本街的大火災燒毀六百戶民宅，其後或就地重建。
1844及1853年二次械鬥後，應有大規模客家移民湧入東勢，推測民宅已漸由寮下向本街方向推進；1850年代以降，今之本街及中山國小下方，殆為客家庄聚落邊緣的墳墓地。械鬥及早期移民的無主骨骸或已堆聚在上述墓地（註，筆者在保安祠骨骸找到具有明確年代者，最早為道光庚戊年，即1850年，但該骨骸係1992年始置放保安祠）。
19世紀後半之東勢聚落，或依其族群生齒之正常繁衍。1886年清廷劉銘傳進行「開山撫番」政策，東勢角設立撫墾局，伐樟取腦、抽藤鋸板等持續進行。甲午割台，1898年設置台中縣東勢角支署，轄下有3個區役場，1901年改為台中廳東勢角支廳。
日治時代初期系列變革中，一些行業似乎被迫遷入本街，例如受訪者劉雙貴之祖父（金飾工），於1927年遷至保安祠（本街32號）旁建屋。而1910年代，今之本街124號王桂米先生（1919年生）係在該址出生者，王氏家族約在1910年之後，自土牛遷移至此，當時本街124號附近並無其他住屋，且係墳墓地；王家以做醬菜發跡。
換句話說，本街由墳墓地改建為住宅區大約落在1910~1930年間，而邱阿完女士於1941年嫁來本街124號之際，本街已完全是商店、住宅區，且1942年開張的豐原客運已設站。 另一方面，1916、1917年中部地區發生2次烈震、2次激震，本街或有屋損、再建也未可知，但1920~1930年代曾有日人田中先生在本街蓋了7棟房屋售予當地人；1935年4月21日，新竹、台中烈震，東勢地區聽到宛似遠雷的隆隆地鳴，且石壁坑一帶發生嚴重的地陷（王京良，1964），本街房屋受損狀況尚待追查，但筆者確定保安祠完好。此次地震，卓蘭很嚴重。
「東勢本街於1895年日人來到前，一般庄民仍稱之為「岡頂」，乃雜草叢生之亂石地帶，均作為放牧耕牛與墓園之所在；依照本街所有店鋪（9.21之前）均有騎樓走廊看來，很可能係在1906年台灣第六任總督上任後，所頒布之建築法實施後始發展之街路；自北興里崁面開始發展，延伸至延平里第一橫街，其中南平里本街路面特別寬闊的原因，係發展較後之緣故。」
據此可確定，本街之形成街肆，當在1910~1940年代。此間，我們懷疑1913~1930年可能由墓地改建為住宅的情況最熱絡，因為由保安祠出土的骨骸中，許多包裝頭顱的舊報紙顯示大正二、三年（1913、1914年）、1928年（英文報紙）的記年，可能代表清理墳地所得；1935年大地震之後，建屋可能為另一高潮。 光復後東勢鎮人口約近3萬人、4,600戶，以後增長較快速的時期在1950、1960年代，1970年之後大致停滯在6萬人口上上下下；而經濟、生計方面，東勢由始迄今皆以林、農為主，約在1953年以降，香蕉市場熱絡，且1959年大雪山林業公司開始作業、出材，東勢形成林產重鎮，該年度東勢支線鐵路亦行通車營運；橫貫公路則自1956年開工，1960年正式通車，以東勢東豐大橋橋頭標誌為起點。
堪稱林業城的東勢鎮，及至1988年大雪山示範林區管理處結束直營伐木為止，可謂歷史上的林產經濟時代。農、林主導下的東勢本街附近，約莫在1960~1970年間繁榮達顛峰，單就大雪山林場千餘名員工及其眷屬出入、中橫旅遊、農產熱絡等，造就「服務業」亦達頂盛，旅舍估計約有72家、酒家十餘家、茶室更多、撞球間林立，筆者在保安祠整理墓碑、香爐的年代中，赫然發現一較大型石製香爐，正、背面的長、寬各37×22公分，背面刻字：「花月酒家 梁秀蘭敬贈」，可能即在該等盛年所製作還願者，當時，保安祠左對面即有2家酒家。而1970年之後，本街開始改建為現代化建築。 換句話說，保安祠香火最繁華的時代，落在1960~1980年代，因為特種行業嗜好祭拜大眾爺等靈廟，且生意不佳之際，常見祈願。
由於行政院長蔣經國於1972年6月提出十項革新政風指示，1972年之後，東勢的「服務業」亦受波及，1969~1970年之處理風倒木以降，林產經濟日益萎縮，1980年代之後，服務業殆已飄零消逝。
1999年9月21日，空前大震，本街大約10間房屋中，存有5~6間之舊時代土确厝，夥同保安祠等，一夕而近乎全毀，或可代表新、舊時代建築最劇烈的分水嶺。
董芳苑(1975)則認為「有應公」係台灣風土特有的信仰，本質為枯骨崇拜，散布全台、十分普遍，因而董氏將之列為台灣的「十大祀神」之一。人死為鬼，鬼分善、惡，善鬼即有人供奉者，亦名「有緣鬼魂」；惡鬼即無人理會的鬼，又叫「無嗣孤魂」，在陰間無所歸，淪為餓鬼，因而在陽間作厲。董氏敘述台灣開拓初史，閩粵移民多水土不合、瘟疫橫行，或為原住民所殺，或因分類械鬥，台灣府誌載：「…客死無依者，纍纍相望也」，人們碰見四散枯骨，集之建嗣，若有靈驗，便謝以紅彩一面，書寫「有求必應」，「有應公」便因而得名，亦有隨意命名如「金斗公」、「大墓公」、「萬應公」、「普度公」、「老大公」、「萬姓公」、「大眾爺」、「義民爺」等，其中「大眾爺」係死於分類械鬥而集體埋葬者；「義民爺」係地方為抵禦土匪戰死而集體埋葬者。據說無緣骨骸非常靈驗，不論好事、壞事皆有求必應，相傳有應公對賭博、大眾爺對失物特別靈驗，是以賭徒都供奉有應公，家庭主婦都供奉大眾爺。又，有應公隨處可見，規模大多很小，建坪50坪以上者，全台僅三處，新竹新埔的集義亭及萬善堂，竹東石壁的萬善祠，均分布在客家村落。至於祭拜日，有應公、大眾爺及義民爺都是七月二十九日。
台地流民甚多，客死者亦多，加上重洋遠隔，音耗不聞，內地眷屬搬運困難，難使無主之柩停積日久，纍纍相望，令人傷心慘目。如不予處置，久之亦成嚴重的社會問題。在此情形之下，乃有義塚之設，使無主暴露枯骨或由地方官建置義塚，立法收埋；或由好義之人，見骨收瘞，捨地而埋，俾使『生有地、死葬有方，以安幽魂』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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